智慧社区网格化管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矛盾演进的产物！
本期导读：让大家明白智慧社区网络化管理的由来。
一、简述人类发展与社区进化
人类作为具有发达语音系统的灵长类群落，习惯于把人类一路走来的过程称为“发展”。当我们把“发展”这一概念套用于人类社会时，我们知道“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发展”的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
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这一理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用经济增长评定进步：当工业文明的火炬在英伦三岛点燃后，人类对于“发展”的理解就是要使社会向工业化过程演进，强调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把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尺度，这一发展理念我们称之为“经济增长发展论”；
2、用经济增长与社区变革评定进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演进，人们逐步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全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于是，人们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应该是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法律发展变革的过程，“发展”是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相统一的过程，这一发展理念可以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统一论”；
3、用社会综合发展评定进步：随着世界进步最快的那一部分人类的发展实践——西方工业化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的破坏，人类对“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1300多名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中国也参加了此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人类对于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大会。
会议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和各国政府注意人类的活动正在破坏自然环境，并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会议通过了划时代的历史性文献之一《人类环境宣言》，并郑重申明：人类有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外i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
会议还警告说：“在现在，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的加以使用的话，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的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会议还通过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为“世界环境日”的建议，把生物圈的保护列入国际法之中，而且，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保护世界环境的重要力量，使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的一致行动。会议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会议的建议下，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此，人类的“发展”观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发展理论要求发展要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统一体--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目标和尺度，这一理论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论”；
4、用人（社区居所）为中心评定进步：到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思想性的经典作品都涉及到人类的“发展”问题，并对人类以往的“发展”里程进行反思，认为：以往人类以为社会进入工业化后，便可以实现福利，缩小极端的不平等买就可以给予人尽可能多的幸福。可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随着工业化对自然的作用，全球生态在日益恶化：尽管全球都在发展，南北差距却日益扩大；发达国家垄断着高科技，以25%的人口占据75%的世界能源，而贫穷国家却饥饿和灾荒不断，它们不仅在经济上收到剥削，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受到发到国家的压迫，国际社会必须对传统发展观做出修正。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年鉴中指出：社会发展应从以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1995年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文件提出了：社会发展要“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观点。进入21世纪，人类在对传统发展观修正的基础上，不得不选择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本的价值观为支撑的科学发展观。这种最新型的发展理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公正、持续性、享有权利这四个基石之上，而发展必须把“人”置于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中心。
“社区”，作为人类在衣食住行上的结群场所，是人（个体）和社会（群）的发展行为和活动的载体，人们最形式化、最直观的生活活动都是在“社区”（尤其是当代城市社区）里进行的，所以，“社区”作为承载人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空间方式，在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本的价值观为支撑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人类的发展实践势必具有鲜明的社区性。
二、经济与社会（区）发展不和谐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需要。从我国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实践看，我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国民计划经济”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再到如今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过程。之所以讲”和谐“，是因为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
据国家统计报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3年的3.23倍，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3年的5850元；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已经高达6:1.。
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
主要体现在东中西之间的差距在逐步拉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经济总量的差距拉大。2003年，仅东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就占到近60%，相比之下，中西部却在逐步下降；
②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之比由1:1.91扩大到1:2.59，中部与东部之比由1:1.53扩大到1:2.03，西部与中部之比由1:1.25扩大到1:1.27。目前，我国内部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3.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和谐
表现在：
①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不和谐。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文盲和失学率有所上升。卫生医疗体系也较落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排在第144位，排在印尼和孟加拉国之后。我国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严重。
②经济增长与分配的相对不和谐。社会财富的增长一定要与社会分配的公平相配套，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小平同志说过“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当前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已越来越严重。目前世界上一半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系数是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一般来说，系数小于0.2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是比较合理，而0.4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警戒线“，如果超出0.6那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动乱了。从2000年开始我国就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③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不协调。我国这几年经济一直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必然会拉动就业，可近年来我国的结构性失业却很严重，就业和社会稳定形势十分严峻，仅失地农民就有6000多万，而城市小市民则因过高的房价，生活成本上升而抱怨，因拆迁引发的上访
群体事件不断。
④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目前我国每年有28万人自杀，每1000个人中就有13个精神病人，且有不断增长的姿态；“认钱不认人”的拜金主义现象也十分严重。
以上这些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给我国带来最直接的后果：
①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当然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乡差距的拉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大量农村失地农民与西部喷坤地区人口向东南沿海流动，从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流向看，也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少数民族聚居区多的中西部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据2003年的统计显示：上海流动人口总量为498.79万人，且在沪长期居中的趋势明显，据测算，上海每平方公里吸纳和集聚的跨省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就有604人，居长三角之首。而大量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是直接落脚在社区，由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治安问题、环境卫生问题、城市资源消耗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往往最初发生在社区，这自然要求我国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和谐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弱势群体的增加，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做好弱势群体的帮扶救助工作，而城市弱势群体的活动空间大多在社区，因此，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筋皮和重要。
三、基于工作单位的管理&基于社区的精细化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城市的管理是通用单位制把城市居民组织起来，工作单位是城市基本单元。随着我们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大量的社会管理、服务和公用事业以及其他有关和部分的生活职能从政府和单位甚至家庭中剥离出来；就个人而言，游离于单位之外的人员如城市无业人员、流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整个社会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不少新的阶层，不论这些阶层是多少个，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群必然会对内形成不同的关系样式和组织结构，对外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面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行为方式，要让社会有序、平稳的向前发展，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城市管理体制。
社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社会，因其具有满足社区成员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社会化的功能、控制的功能、参与的功能、互助的功能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矛盾和冲突的整合功能，在城市管理中正发挥着独特而又丰富的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石家庄、沈阳等城市就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其主要做法就是在不变更街道办事处政府派出机构性质的前提下，扩大和强化街道办事处所承担的社区管理和综合协调的只能，来承接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使其对地区性、社会性和群众性的工作负全责，从而把街道办事处视为市、区两级政府之外的第三级管理；同时，依托党政地方机构，在强化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发展社区事业。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这一管理体制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为城市建设和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社区发展提供了较强的行政力量和财力支撑。
但是，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①接到地方党政机构行政成本过高。因这一管理体制一是把大量管理实务下移而不是外移；
②把城市管理和社区事业先后结合，势必使基层管理负担过重，容易造成什么都管却管不好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条”与“块”的矛盾，“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依然存在。对社区来说，各种资源的配置权仍然正握在条线及各职能部门手里，基层管理是条形管理，即使赋予街道更多的管理权限也难收到预期效果。
因此，如何在加强基层党建、整合社区资源的基础上，将基于行政力量的社区发展模式转向把部分社区事务让渡给社会力量、因地制宜的社区发展模式，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城市发展需要的社区运行机制也刻不容缓。目前，上海提出网格化管理的新机制就是将信息技术中的每一个网格都是一个平面系统，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需要调动起每一个不同系统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管理中，看到基层社会存在着国家正式组织力量、社会自组织力量和私人企业的力量三个系统，实行网格化管理就是要同时考虑到这三个系统。然而，如何让各个系统建立起来并形成一个网络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运行，还需要这一社区建设模式再实践中不断探索。
一、简述人类发展与社区进化
人类作为具有发达语音系统的灵长类群落，习惯于把人类一路走来的过程称为“发展”。当我们把“发展”这一概念套用于人类社会时，我们知道“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发展”的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
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这一理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用经济增长评定进步：当工业文明的火炬在英伦三岛点燃后，人类对于“发展”的理解就是要使社会向工业化过程演进，强调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把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尺度，这一发展理念我们称之为“经济增长发展论”；
2、用经济增长与社区变革评定进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演进，人们逐步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全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于是，人们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应该是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法律发展变革的过程，“发展”是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相统一的过程，这一发展理念可以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统一论”；
3、用社会综合发展评定进步：随着世界进步最快的那一部分人类的发展实践——西方工业化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的破坏，人类对“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1300多名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中国也参加了此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人类对于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大会。
会议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和各国政府注意人类的活动正在破坏自然环境，并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会议通过了划时代的历史性文献之一《人类环境宣言》，并郑重申明：人类有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外i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
会议还警告说：“在现在，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的加以使用的话，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的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会议还通过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为“世界环境日”的建议，把生物圈的保护列入国际法之中，而且，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保护世界环境的重要力量，使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的一致行动。会议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会议的建议下，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此，人类的“发展”观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发展理论要求发展要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统一体--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目标和尺度，这一理论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论”；
4、用人（社区居所）为中心评定进步：到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思想性的经典作品都涉及到人类的“发展”问题，并对人类以往的“发展”里程进行反思，认为：以往人类以为社会进入工业化后，便可以实现福利，缩小极端的不平等买就可以给予人尽可能多的幸福。可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随着工业化对自然的作用，全球生态在日益恶化：尽管全球都在发展，南北差距却日益扩大；发达国家垄断着高科技，以25%的人口占据75%的世界能源，而贫穷国家却饥饿和灾荒不断，它们不仅在经济上收到剥削，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受到发到国家的压迫，国际社会必须对传统发展观做出修正。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年鉴中指出：社会发展应从以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1995年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文件提出了：社会发展要“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观点。进入21世纪，人类在对传统发展观修正的基础上，不得不选择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本的价值观为支撑的科学发展观。这种最新型的发展理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公正、持续性、享有权利这四个基石之上，而发展必须把“人”置于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中心。
“社区”，作为人类在衣食住行上的结群场所，是人（个体）和社会（群）的发展行为和活动的载体，人们最形式化、最直观的生活活动都是在“社区”（尤其是当代城市社区）里进行的，所以，“社区”作为承载人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空间方式，在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本的价值观为支撑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人类的发展实践势必具有鲜明的社区性。
二、经济与社会（区）发展不和谐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需要。从我国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实践看，我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国民计划经济”至“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再到如今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过程。之所以讲”和谐“，是因为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
据国家统计报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3年的3.23倍，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3年的5850元；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已经高达6:1.。
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
主要体现在东中西之间的差距在逐步拉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经济总量的差距拉大。2003年，仅东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就占到近60%，相比之下，中西部却在逐步下降；
②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之比由1:1.91扩大到1:2.59，中部与东部之比由1:1.53扩大到1:2.03，西部与中部之比由1:1.25扩大到1:1.27。目前，我国内部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3.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和谐
表现在：
①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不和谐。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文盲和失学率有所上升。卫生医疗体系也较落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排在第144位，排在印尼和孟加拉国之后。我国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严重。
②经济增长与分配的相对不和谐。社会财富的增长一定要与社会分配的公平相配套，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小平同志说过“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当前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已越来越严重。目前世界上一半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系数是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一般来说，系数小于0.2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是比较合理，而0.4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警戒线“，如果超出0.6那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动乱了。从2000年开始我国就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③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不协调。我国这几年经济一直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必然会拉动就业，可近年来我国的结构性失业却很严重，就业和社会稳定形势十分严峻，仅失地农民就有6000多万，而城市小市民则因过高的房价，生活成本上升而抱怨，因拆迁引发的上访
群体事件不断。
④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目前我国每年有28万人自杀，每1000个人中就有13个精神病人，且有不断增长的姿态；“认钱不认人”的拜金主义现象也十分严重。
以上这些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给我国带来最直接的后果：
①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当然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乡差距的拉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大量农村失地农民与西部喷坤地区人口向东南沿海流动，从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流向看，也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少数民族聚居区多的中西部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据2003年的统计显示：上海流动人口总量为498.79万人，且在沪长期居中的趋势明显，据测算，上海每平方公里吸纳和集聚的跨省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就有604人，居长三角之首。而大量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是直接落脚在社区，由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治安问题、环境卫生问题、城市资源消耗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往往最初发生在社区，这自然要求我国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和谐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弱势群体的增加，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做好弱势群体的帮扶救助工作，而城市弱势群体的活动空间大多在社区，因此，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筋皮和重要。
三、基于工作单位的管理&基于社区的精细化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城市的管理是通用单位制把城市居民组织起来，工作单位是城市基本单元。随着我们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大量的社会管理、服务和公用事业以及其他有关和部分的生活职能从政府和单位甚至家庭中剥离出来；就个人而言，游离于单位之外的人员如城市无业人员、流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整个社会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不少新的阶层，不论这些阶层是多少个，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群必然会对内形成不同的关系样式和组织结构，对外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面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行为方式，要让社会有序、平稳的向前发展，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城市管理体制。
社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社会，因其具有满足社区成员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社会化的功能、控制的功能、参与的功能、互助的功能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矛盾和冲突的整合功能，在城市管理中正发挥着独特而又丰富的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石家庄、沈阳等城市就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其主要做法就是在不变更街道办事处政府派出机构性质的前提下，扩大和强化街道办事处所承担的社区管理和综合协调的只能，来承接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使其对地区性、社会性和群众性的工作负全责，从而把街道办事处视为市、区两级政府之外的第三级管理；同时，依托党政地方机构，在强化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发展社区事业。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这一管理体制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为城市建设和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社区发展提供了较强的行政力量和财力支撑。
但是，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①接到地方党政机构行政成本过高。因这一管理体制一是把大量管理实务下移而不是外移；
②把城市管理和社区事业先后结合，势必使基层管理负担过重，容易造成什么都管却管不好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条”与“块”的矛盾，“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依然存在。对社区来说，各种资源的配置权仍然正握在条线及各职能部门手里，基层管理是条形管理，即使赋予街道更多的管理权限也难收到预期效果。
因此，如何在加强基层党建、整合社区资源的基础上，将基于行政力量的社区发展模式转向把部分社区事务让渡给社会力量、因地制宜的社区发展模式，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城市发展需要的社区运行机制也刻不容缓。目前，上海提出网格化管理的新机制就是将信息技术中的每一个网格都是一个平面系统，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需要调动起每一个不同系统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管理中，看到基层社会存在着国家正式组织力量、社会自组织力量和私人企业的力量三个系统，实行网格化管理就是要同时考虑到这三个系统。然而，如何让各个系统建立起来并形成一个网络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运行，还需要这一社区建设模式再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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